Essays/由「今天我很高興」想到的
From Phonology
昨天看了读二年级的小外甥写的日记，感觉很不是滋味。孩子记叙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自己在学校或家里发生的，可是读起来少了很多属于孩子的气质，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今天我很高兴。”最常见的语气是喊口号一般——今后要这样，今后要那样，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曾在国际学校工作过四年，在那里，孩子们写的小小的故事，让大人看了总是忍俊不禁，充满想象力，而且真的是童言无忌。同时我联想到了我们国内的低年级孩子们读到的文字，几乎是和大人一样用很难理解、很深刻的词、寓以很多的意味在里面；相反国外孩子的读物，本身就是用孩子的语言写成的，简单、形象、直观、感情色彩也很突出。我观察到孩子们学英语时读到的一套书（Oxford Reading Tree），里面的语言非常简单，并且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孩子，最重要的一点，孩子们很爱读，故事的内容大部分是符合各年龄段的孩子所关注和自己内心体验的。在国际学校教授孩子们汉语的时候，常常会找不到适合他们阅读的材料。我试着翻译一下那些故事，看是不是能够借鉴，却发现不再有那句话的味道同时也不再那么简单了。
我不知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是和我们汉语的独特性有关吗，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吗？
我觉得这种现象跟思维方式无关。孩子们写在纸上的话跟他们平时说的、想的根本搭不上干系。因为普通话自老国语始直到如今都跟口语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在逐渐缩小。不管是有意无意，我们都参与了这门旨在取代昔日文言的新式标准语的建设。这种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现代文明兴起较早的国家可能都经历过类似的阶段——标准语逐步排挤方言并最终取代之，后起的口语不再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千篇一律地从标准语中搜集素材，因为世代相传的方言除了保留在标准语里的鳞爪已经丧失了自身的活力，只能依赖其惯性充当承袭者的话语中偶尔的点缀。
德语就是典型的例子——夜阑目餳恕不能详述。
如果夫妻二人一个生于江南一个长在塞北，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后代将以普通话（很可能是不到家的普通话）作为母语。这样的家庭所占的比例或许不大。但现实中一生守着故土头白不出门的人越来越少了吧。促成语言普通话化（别扭，生造个词：mandarinization) 的决不仅人口的流动性激增这一个因素。普通话对普及教育的渗透更是这一变革的催化剂。以本人为例：我的母语沈阳话因不分平卷舌而同音字较普通话为多，因自小接受近乎苛刻的普通话“洗脑”，普通话已经成为我语言中枢的主导，乡语早已退到了次要的地位。尤其是思考和阅读的时候，脑袋里呈现的是花里胡哨的杂合语。因为学过一点音韵的皮毛，初识平仄、尖团、等呼等古音要素，为了辨析容易混淆的概念，我下意识地会把所学过的各种方言和古音的要素都糅合到一起。比如北京话花、欢的儿化音相同，沈阳话有别，我就采用沈阳话的读法，遇到齿音字又自然的分出平卷舌，讲沈阳话亦是如此，遇到言前辙字要辨析是否闭口韵，遇到 J、Q、X会分别尖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当然，对古音我实践得少，念是念不出来的，不过心里是有数的，打字时就常常打错。普通话对大部分官话方言而论较为精细端正，因而跟我一样主动遗弃母语的人想必不在少数。普通话对操吴粵闽客等方言者其思维和阅读的语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希望有体验的朋友谈谈您的感想吧！
普通话（包括老国语）初创的时候的确没有口语与之对应。当然，电视剧里的角色们嘴角儿上也不会冒出打着字幕的气球来。只不过有声的普通话也是念出来的书面语——至少最初是这样的。书面语毕竟过于刻板生硬，于是渐渐地就有了脱胎于书面语的口语。比如“图书馆”一词借自日语本来是纯粹的书面语，后来不是也有人把国家图书馆缩略成“国图”的么，甚至还会在“图”字后边加个儿化。又如，龋齿是地地道道的书面语，北京话说“虫（子）牙”，后来不知道是谁，可能觉得 “龋齿”太术语化了，就造出来个“蛀牙”，经过电视广告的推广，“蛀牙”已经快成了全国通用的口语词了。再如，书面语说“特别（好），（好）极了，非常（好）……”年轻人觉得表现力不够，又不愿意借用北京话的“倍儿（棒），倍儿（带劲）”或是东北话的“贼（拉）”、唐山话的“贼儿”、天津话的“（真）哏儿”等说法。于是就有人说“爆（好）、狂（好）……”这些都是标准语的口语化，跟世代相传的方言土语已经决裂了。
